无知天下

从张载到戴震——中国学问的科学精神随谈

中国人做学问总脱不了人伦的意蕴，当然，我这里说的学问仅就社会科学而论。至于自然科学，中国本来就是匮乏的，我说的匮乏不是指技术上的，而是指科学精神，这一点李约瑟穷毕生精力已经向我们证明。

宋儒张横渠开创关学一派，曾经说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天人合一的境地，何其令人神往。甚至程颢也说：天人合一，本来就是个一，没有什么合不合的。所以，从内圣开外王，是我们中国人研究学问的一个根本志向。然而，我们知道，科学精神并不一定指向人本身，哪怕是专以研究人与人之关系的社会科学，也并不能尽然如此。当然，很多人可以批评我说，我不知道天人合一境地的真正含义，但是，我怕我一旦知道了那个所谓的真正含义，人已经被那样的学问洗了脑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

科学来自假设。而假设并不必然与个人的体验和主张完全一致。比如经济学讲人都是理性的，自利的，但并不是教育人们都要自私行事，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人可以利他。当然，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，或者从更大的演化视角，这个利他还可以商榷，但那已经超出我这里的本意。理性只是一个假设，是为了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更为方便、简洁，可以操作。但是，宋儒的学问，是性命之学，不是这样的。

所以，我很认同宋明理学类宗教这样的观点。无论是“人心惟危，道心唯一，惟精惟一，允厥执中”的十六字真言，还是其他正心诚意的法门，在我看来，都是安慰心灵，使得我们内在的世界和外在的社会能够相互协调，然后天下大治的途径。宋明理学之所以被统治者所推崇，这最根本的用意是必须要明了的。

然则，我要说，这并不是社会科学的根本用意，社会科学也要寻找幸福，寻找社会所以能达成幸福的可能形式，但是并不是从这样强调内修来完成的。它总是先假定人具有某种特性，或者不作假定，只是研究人实际上如何作为了，前者如科学特性比较显著的经济学，后者如社会学，即是如此。所以，从这个意义上，我认为宋明理学的确是宗教。

“理”之一字，最是要紧。如果统治者自认自己代表了理，那么，又将如何呢？我很佩服清朝的哲学家戴东原，自以为是有清近三百年屈指可数的哲学家，他曾经说：“人死于法，犹有怜之者，死于理，其谁怜之？”宋儒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穷尽毕生精力所研究的理，却是有着这样可怕的结果的。

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，在我看来，就是无法把人与人、人与群之间的界限划定分明，只强调内修，只强调自明诚，把世间诸人看的如此之美好，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这些新儒学的大师们，总是弄不清楚“是”与“应该是”的差别，恐怕是最要命的。

戴东原说：“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，而后理得。”这是很要得的，当然和宋明诸先生不同。那么这理到底在哪里呢？他认为，人间万事，情欲道德，都是存在理的，并不是说只有所谓的天理在。问题的关键不是灭，而是扩充我们的智慧，更好的理解它们，解决它们。这样的思想，可惜的很，却很少能够为他那个时代和之后一两百年的中国学问家所认同，确实是件遗憾的事情。

这里，我就引一段他的话来作为这篇随笔的结语吧：

    有是身，故有声色臭味之欲；有是身，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具，故有喜怒哀乐之情。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，然后欲得遂也，情得达也。天下之事，使欲之得遂，情之得达，斯已矣。惟人之知，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，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，然后遂己之欲者，广之能遂人之欲；达己之情者，广之能达人之情。道德之盛，使人之欲无不遂，人之情无不达，斯已矣。

世界上存在着客观的人情欲望，研究之，广大之，推而广之，这就是学问能够做的事情了。至于何者才是真理，东原并不去讲，他只是说，我们应该研究，我想，恐怕这才是该有的科学精神。可惜的很，有清三百年的一点刚刚显露曙光的科学精神，都被那考据、校勘的学问给吸引了去了。

可见，学者的动机最不值得太多的强调，我们只看他的方法和结论，就可以了。至于这中间冤杀了多少“好人”，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呢！

《戴东原的哲学》 胡适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